希特勒思想的萌芽
希特勒的那些主张，除了一个以外都不是他自己的原创，它们是二十世纪初奥地利有些激荡和混乱的*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某些思潮的简单混合。当时这个多瑙河畔的多民族君主制大帝国正因为民族问题焦头烂额。几个世纪以来，少数奥地利日耳曼人统治者和一打以上的其他民族被统治者组成了这个庞大帝国，同时，被统治者也在帝国的文化语言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从年（匈牙利独立革命）开始，这个少数族裔统治的帝国已经有了裂痕。奥地利不是一个民族的熔炉，少数的日耳曼人的统治无力继续持续。年代，意大利从帝国中分裂出去，匈牙利人也赢得了和日耳曼人相同的地位，奥匈帝国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双帝国。到了二十世纪初，那些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也开始要求平等地位，并且要求民族自治。尖锐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奥地利*治的主旋律。
不过民族矛盾不是问题的全部，其他种种社会矛盾造成的冲突也常常比民族冲突更为激烈。没有选举权的下层人民要求选票，工人们要求组织行业协会和工会自由，要求罢工自由，而这些诉求不仅为了获得更多的薪水，更好的工作条件，也是为了实现他们民主*治的理想。最后，一场大罢工给所有人带来了选举权。这也导致了日耳曼人统治权的终结，因为日耳曼裔数量在帝国的奥地利部分也只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来自林茨的，年轻的狂热种族主义者希特勒自然激烈反对这一切。对他而言，帝国正在沉入一个“致命的沼泽”。只有日耳曼人重新获得帝国的统治权才能拯救这一切。所有非日耳曼人，尤其斯拉夫人，都是劣等民族，其中最最劣等的是捷克人。劣等民族应该任由日耳曼人的铁腕来统治，而荒谬的民主应该停止，议会应该被废除。
尽管希特勒无缘*治，他还是积极参与旧奥地利三个主要**的活动，这三个**是社会民主*，基督教社会*，以及泛日耳曼民族*。在这些活动中，这位邋遢的，慈善粥棚的常客，这位天才的*治精算师渐渐地看清同时代的*治家们的成功之处和致命弱点，当他对一切都了然于胸时，一个德国*治大师就此诞生。
和社会民主*的第一次接触后，希特勒对该*就恨之入骨。“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希特勒说，“该*对日耳曼优先主义的敌视态度，他们甚至接受斯拉夫人为*员…几个月里我就看穿了其他人几十年才能看穿的真相：所谓社会民主*不过是一个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假装宣扬兄弟友爱的女瘟神。”
不过他还是按捺住自己心中对这个工人阶级**的熊熊怒火，仔细地观察分析了该*广受欢迎的原因。最后希特勒总结出了几条，并把它们在后来自己的*治生涯中付诸实践。
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回忆了某天目睹维也纳工人游行示威的场景。“整整两小时，我站在街边屏住呼吸，游行的长龙在我身边慢慢通过。这情景如此震撼，我最后终于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转身回家。”
在家里，希特勒开始研究社会民主*的报刊，分析其领袖的演讲，研究该*组织结构，思考其心理操纵和*治操作的技巧，以及结果。最后，他得出三个社会民主*人的成功之处：他们懂得如何组织一个大型**，没有这个能力的**无法存活；他们懂得如何对大众进行洗脑宣传；最后一条，他们懂得运用希特勒所谓“心理和生理层面的恐怖”。
这三条无疑是建立在希特勒片面的观察以及其根深蒂固的阴谋论出发点上的，不过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十年后，他就会在自己的*治生涯中实践这三条。
我知道此*的巨大精神影响力，特别是对所谓中产阶级的巨大影响力，我知道这种攻击在精神上和道德上都不公平；过去的例子表明，不管对手看起来有多么厉害，这*能够把流言和谣言如潮水一样泼向对手，直到对手被完全击倒…当然这种战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精确算计，如果适当运用可谓无往而不利…
我也了解此*如何使用生理恐怖作用于个人和群体…因为群众认为所有胜利都是他们自己追求公平正义而获得的桂冠，所以对手一旦被抹黑成功后，支持者会迅速离开他，而这个对手几乎不再有还手之力。
希特勒曾经写下的这段文字，就是他的纳粹*后来实际运用的战术的最佳注脚。
对维也纳的另外两个**，这个*治素人青年是有强烈好感的，但对这两个**他也做出了冷酷的分析，从分析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希特勒*治精算功力的增长。他更为心仪的**是泛日耳曼民族*，此*创始人是来自下奥地利斯比塔尔区的乔治.里特.冯.索恩内尔，希特勒的老乡。当时泛日耳曼民族*正在为保有这个多民族大帝国中日耳曼人的高等国民地位准备最后一战。希特勒认为冯.索恩内尔是个“深邃的思想者”，也热情拥护其*纲，如极端民族主义，反犹，反社会主义，与德国结盟，反哈布斯堡，反教廷。他还是冷静地总结出如下此*失败的原因：
“这个**并未认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这就使他们逐渐走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赢得议会席位之后，该*失去了激情，慢慢变得象议会本身一样衰弱，和天主教堂的对抗…使其失去了无数这个国家里最优秀的国民的支持。”
然而似乎在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统治权之后，他自己忘了这一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也用很多笔墨来说明，一个**如果试图对抗教堂，那将是徒劳无功的。“不管教廷有多少的批评空间，”希特勒在解释索恩内尔的“远离罗马”运动的策略性错误时说道，“任何**都应该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进行了宗教改革。”
不过希特勒认为，不懂得大众的心理，无法唤醒民众才是泛日耳曼*的致命伤。这完全违背了当时还不满二十一岁的希特勒逐渐成型的*治哲学。而且在他自己的*治生涯中，他一直避免重复这个错误。
还有一个泛日耳曼*的错误，希特勒也成功避免了。那就是泛日耳曼*没能取得国家某些权力机构的背书，例如教会或者*队，要不就是内阁，*府首脑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机构或者人士的背书，要想取得权力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极其困难。希特勒在年一月的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地赢得了某些权力机构和人士的支持，正是这些支持，使得纳粹*一跃而掌控了这个庞大的国家。
在希特勒看来，在维也纳只有一位*治人物懂得这一点，同时他也懂得如何建立一个以劳动大众为基础的**。这个人就是卡尔.卢易格博士，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的领袖。尽管希特勒和他从未谋面，但他可谓是希特勒的*治精神导师。希特勒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市长…比所有当代所谓外交家更为优秀的*治人物…如果卡尔.卢易格博士活在德国，那么他将位列于最优秀的德国人之中。”
后来的希特勒确实和这位维也纳中下阶层的大偶像有几分神似，夸夸其谈，和蔼可亲。卢易格博士不仅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领袖，他还做了一件后来希特勒做的事情，在帝国首都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犹运动。和希特勒不同的是，由于卢易格博士出身学术圈，个人成长环境优渥，而且学识渊博，所以他是个体面，正直，大度，耐心的人，这一点他的对手，即使是犹太人都无法否认。斯特凡.茨维格是一位杰出的犹太作家，当时生活在维也纳。他证实，尽管卢易格反犹，但他对犹太人依然亲善友好，茨维格回忆道：“卢易格博士的城市管理非常完美，也符合民主的特征…虽然犹太人都因为执**的反犹*纲而有些惶恐不安，但是他实际享受的*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跟之前比并无不同。”
这让年轻的希特勒很不开心，他认为卢易格太耐心，太不重视犹太人造成的种族问题的急迫性了。因此他对市长先生心生怨念，转而支持泛日耳曼*，并且质疑卢易格博士对教廷的虔诚和王室的忠诚。不正是老皇帝佛朗茨-约瑟夫（茜茜公主的丈夫）两次拒绝了认可卢易格为市长的选举结果吗？
不过最后希特勒还是认可卢易格是个懂得赢取大众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善用宣传手段，以及有能力用言辞来扭转大众想法的人。对于卢易格处理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手法，希特勒不吝赞美之言：“他的策略天衣无缝。”而且，最后，卢易格“迅速运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取赢取传统权力机构的支持，以便其**在和旧势力的争斗中可以尽可能地取得取得优势。”
简单来讲，上述就是希特勒今后会运用在自己的**运作中的那些思想和技巧。说它有原创性是因为希特勒是一战以后唯一一个在*坛中运用这些思想和技巧的右翼*治家。在林林总总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中，只有纳粹*成功地赢得了那些传统*治势力—*队，总统，大企业联盟的支持，这也造就希特勒这个德国总理。那些在维也纳学到的东西果然有效。
卡尔.卢易格博士是个光芒四射的演说家，但泛日耳曼人*却没有能做公开演讲的发言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再三强调了演讲技巧对于*治家的重要性。
充满魔力的演讲，也只有有魔力的演讲，可以引发最激烈的宗教和*治雪崩，自人类用文字记载历史以来就是如此。
一大群民众只可能被言辞打动。所有伟大的**都是大众的**，人们如火山熔岩般的热情和激烈情绪，只能被冷酷的痛苦女神或煽动性的言辞激发出来；这些言辞和文学批评家或者图画书里的英雄们的那些废话是两回事。
希特勒在维也纳一直没有真正参与*治活动，但他还是利用各种机会来练习演讲技巧，在廉价旅馆，在慈善餐厅，甚至在街角。最后希特勒终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最可怕的演说家（笔者后来听过一些希特勒的演讲，可以保证这并非夸大其词），他能取得令人吃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自己的演讲能力。
在希特勒的维也纳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犹太人，在此之前，在林茨的时候，希特勒几乎没有见过犹太人。他说，“在家乡时，我记得我父亲终其一生都没有说过这个字眼”，不过在高中里，有个犹太男孩—“但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也没有考虑过他的种族问题…我甚至把他们（指犹太人）当成日耳曼人”。
不过根据他的少年伙伴奥古斯特.库比兹克回忆，希特勒这一段回忆似乎不大准确。库比兹克说：“打我认识他起，阿道夫就是个反犹主义者…当他去维也纳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非常坚定的反犹者。维也纳的经历也许让他更为坚定反犹，但绝不是因为这些经历他才开始反犹的。”
“然后，”希特勒说，“我就去了维也纳。”
因为大量定势思维，也因为我自己生活艰难，压力颇大，我未能第一时间审视这个巨大城市的内在阶层。尽管维也纳的两百万人中有差不多二十万个犹太人，我没看到他们…犹太人对我而言不过是一些信不同宗教的人，我的底线是绝不因信不同宗教而攻击他人。因此维也纳反犹思潮对我而言是个这个伟大国家无价的伟大文化传统。
有一天，希特勒在街上闲逛，“我迎面遇到一个人，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胡须。我第一念头就是，这是个犹太人？没错，他们看起来和林茨的犹太人并不一样。于是我悄悄仔细观察这个犹太人，仔细观察这张外族人的脸，仔细观察脸上的各种特征，慢慢地我的问题变成了：这是个日耳曼人吗？”
希特勒的答案显而易见。不过他还是声称自己去“书中寻找答案”。他找来一堆反犹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的维也纳满大街都是。然后他又去街上观察“现象”。“无论我去到何处，”希特勒说，“我都能看到犹太人，我看过的犹太人越多，他们在我眼中就越容易分辨…后来我一闻到这些穿长袍家伙的味道，就会有反胃的感觉。”
接下来，他说他发现了“这些‘上帝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形式的丑闻和不端行为，尤其在文化领域，都有至少一个犹太人参与其中。这就如同你小心地切开一个脓包，你会发现在腐烂的组织中有蛆虫一样，在所有这些恶性事件中，你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犹太人在其中兴风作浪！”希特勒还声称，他发现卖淫和强迫卖淫交易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犹太人。“当我第一次发现犹太人是这种令人作呕的罪恶交易的幕后黑手，他们如此冷血，无耻，精于算计，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希特勒还有大量关于犹太人传播性病的胡言乱语。类似的论调是当时维也纳反犹媒体的特征，后来这种特征又被一本臭名昭著的纽伦堡周刊《冲锋》继承，这本杂志是希特勒的密友，纳粹的佛兰肯大区长官，尤里乌斯.施特莱彻主编，此人众所周知是个性变态，也是第三帝国最恶名昭彰的人物之一。《我的奋斗》一书还试图散播一些更为耸人听闻的谣言，野蛮的犹太人诱奸纯洁的基督徒少女，籍此污染少女的血统。希特勒可以写出那些“恶心而狡诈的犹太恶棍诱奸成百上千的女孩的噩梦般的场景”。如同鲁道夫.奥尔登所言，希特勒的反犹根本原因可能是性嫉妒。根据已知的资料，在维也纳流浪的那几年间，二十出头的希特勒并未和任何女性有过亲密关系。
“渐渐地，”希特勒叙述道，“我开始痛恨犹太人…对我来说，这一时期是我思想变化最快的一个阶段。从此我不再是一个软弱的种族平等主义者，我已经转变为一个反犹主义者。”
从此之后直到痛苦的死去，他都是一个盲目而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在去世前数小时写就的遗嘱中，他还没有忘记最后一次诋毁犹太人：犹太人挑起了由他发动的战争，并应该对他的自杀和第三帝国的覆灭负责。这种激烈的仇恨，影响了第三帝国中很多的德国人，最后也导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这场种族屠杀的规模之大足以让其成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永不消弥的伤疤。
年的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并再没有回来过，他去了德国，那个他心所属的国度。那年他二十四岁，除了他自己，人人都觉得他混得一无是处。他没有成为一个画家，更没有成为一个建筑师。事实上大家都能看到他变成了一个流浪汉，一个有点怪异和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住所，只有心中那不可抑制的自信和极其强烈的使命感。
他离开维也纳可能还有一个诱因，那就是不想服兵役。希特勒并非是害怕上前线而是耻于和犹太人，斯拉夫人这些少数民族做战友。《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说自己年来到慕尼黑，这是个错误的信息，警局的记录显示，年5月，他还在维也纳。
在说明自己离开维也纳原因时，他列了几个相当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对这个哈布斯堡统治的国家恶感与日俱增…我不得不离开，因为帝国首都的多民族混居，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都混居在一起，还有那些犹太人，他们象暗黑角落里的蘑菇，无处不在，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一切。对我而言，这个城市就是种族秩序沦丧的具象…我在这里生活得越久，我就越不能忍受这种多民族混居对日耳曼传统文化地位的侵害…因此，我自孩提时代就产生的，对这个纯日耳曼人的国度的向往越来越强烈，最后我离开维也纳，来到了德国。
这个希特勒如此热爱的梦想国度，并不象他想象得那样美好。在德意志德国，在他成为德国总理前，他一直被认定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奥地利人。希特勒是一个在哈布斯堡帝国崩溃前10年离开的奥地利人，一个未能在帝国首都成功扎根的奥地利人，一个热衷于广泛流行在德语极端主义分子之中的可笑的阴谋论和荒谬的种族仇恨的奥地利人，一个丧失了在他的大多数犹太，捷克，或者日耳曼同胞中不管贫富贵贱都常见的友好，诚实，正直美德的奥地利人。很难想象，一个来自北方的德意志人，或者来自西方的莱茵兰人，或者来自南方的巴伐利亚人，或者来自东方的东普鲁士人等有希特勒这般的神奇经历，正是这种神奇经历，以及与生俱来的神奇天赋，最后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巅峰。
但是年的春天，他的天赋还未有机会展现。和在维也纳一样，来到了慕尼黑的希特勒依然身无分文，没有朋友，没有固定工作。接着在夏天，一战爆发，希特勒和其他几百万人一起被拖进了战争的漩涡。8月3日，希特勒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格三世请求在巴伐利亚*团中志愿服役，并得到恩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不仅因为这个年轻的流浪汉终于可以满足自己为深爱的居在国服务的激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它的生存而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也因为他有机会告别自己过去所有的失败挫折。
“对我而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就是我放下所有自青年时代以来所有背负的压力的时刻。不夸张的说，那一刻我被巨大的幸福感冲击得有些失控。我跪地虔诚感谢上天让我幸运地活在这个时代…我和很多德国人一样，开始了永生难忘的一段岁月。和这段日子相比，过去的种种都不值一提。”
希特勒当时所谓的过去，是衣衫褴褛的，是孤独的，是充满失望的过去，不为人熟知，不过这些过去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和性格。这场带走了几百万生命的战争，对于希特勒来讲，是生命中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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