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劲松：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亮点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文认为，全球性风险引发的本体性安全和生存性焦虑推动着人类团结意识的产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世界风险社会、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摘要：风险社会直观地表现为生态恶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其内在推动力是科技创新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根源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世界风险社会推动着人类团结意识的产生，凸显世间万物之间的“类存在”，促成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主义行动。为了应对全球性风险，世界各国制定了通行的国际准则，建立了统一管理和协作行动的国际机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的前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元素，蕴含着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它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新变革提供了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关键词：风险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科技风险；生态风险；经济风险
内容简介
一、风险社会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因
风险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风险的全球性和普遍性关乎人类的集体命运，其跨越国界且危及所有物种的特征促使人们形成共同体意识。在规模和范围上，风险从局部、区域性现象上升为整体、全球性现象；在影响深度上，从危及某一社会领域升级为影响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在风险的应对和治理上，亟待超越个别机构和单一民族国家而形成相互协作、互利共赢的全球风险治理体系。无论是产生源头、传播机制还是治理方式都充分表明风险已经具有普遍的全球性时空影响，它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整体特征和共同关切，“风险越来越成为现实并构成威胁，超越了社会的区隔和国家的边界”，“全球风险处境的客观共同体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引领全球行动的意识形式和观念形态，也体现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而采取的人类共同行动。它反映了人类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客观要求，是应对世界风险社会、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型全球发展道路。
二、世界性科技风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
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然而科技带来的风险也对人类安全和生存形成巨大的威胁。科学技术加剧风险的不可预见性、偶然性和破坏性，扩大了风险的影响范围并加快其传播速度。在私有制社会里，资本逻辑裹挟着科技创新，不断地提升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能力，其必然导致环境的日益恶化、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潜在风险的不断增多。科学技术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内在动因和重要中介，它既表现为基因、核技术、克隆技术等的越界使用而产生的人类自身的生存风险，同时又在资本增殖本性的驱动下，外现为自然灾难、资源枯竭等破坏客观环境的自然生态风险。
对核技术的和平利用开启了人类应对科技风险的共同行动。为了应对核武器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年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年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及之后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些协调机构和通行规则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应对科技风险的初步探索。科技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滥用现代生物技术而导致的重大隐患。年生效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截至年10月已有个缔约国。这一公约为防止生物武器威胁和扩散提供了法律武器，初步探索应对科技风险的人类生物安全共同体。21世纪以来，由科技风险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峻，世界亟待建构一个安危与共、协同合作、成果共享的科技共同体。在应对风险的对象和目标上，强化在核技术、重大传染性疾病、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协同合作；在应对风险的过程和路径上，强调各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创新交流合作，建立研发共同体来进行技术攻关；在科研成果的运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共享。
三、世界性生态风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
科技是风险产生的重要源头和内在动力之一，生态危机则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典型作用场，是最容易、最频繁发生的风险现象。生态风险既是科技风险的直接表达，又是资本扩张的必然后果。首先，生态风险是科技理性过度的张扬引发的负面效应。其次，个体主义是生态风险产生的行为动因之一。最后，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无限增长的欲求与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是生态风险形成的制度根源。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